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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七十七章 反目成仇（第3页）

“用了便怎地？你少用这些损话来将我！”黄体芳恼羞成怒，用手指着张佩纶、张之洞及陈宝琛说道，“你们哪一个没上过参人的折子？哪个没说过损人的话？为了参劾成功，大家都是一样的！少在这里装清高！”

“漱兰，你这是说什么？”一直没有说话的陈宝琛终于也忍不住了，起身大声说道，“我等言官，纠弹参劾乃是本分，乃是维护大义所在，并非为一己之令名，你怎可如此说话？”

“呵呵，陈伯潜，想不到你和他们也是一路！”黄体芳打量着面前的三人，冷笑着说道，“亏你们自称饱读诗书，春秋大义，早就丢到脑后了！”

“你不要胡乱攀咬了！黄体芳！”张佩纶怒道，“你参劾林义哲，无非是图一人之声名私利罢了，莫要再侈谈什么春秋大义！”

“我便是为了声名私利又如何？有道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们敢说，你们不是为了自己？”黄体芳指着张佩纶等三人，冷笑连连，“你们哪个敢发个毒誓，说不是为了自己？”

听了黄体芳的指斥，张之洞和陈宝琛一时语塞，而张佩纶则毫不犹豫的说道：“张某便不是为了自己！有道是‘文死谏，武死战’，言官清议，不避斧钺，乃是为了天下苍生！”

身为清流派的一位要角，张佩纶虽也曾抨击、指责过洋务官员，但他的出发点和角度却与保守顽固派完全不同。

张佩纶是同治年进士，1874年授编修侍讲。同光之季正是清王朝多事之秋，列强环伺，衅端屡作，水旱连灾，民生凋蔽，有感于封建统治的岌岌可危，立足于封建卫道的正统立场，张佩纶慷慨言事，抨击时政，指斥当道，由于同光年间，腐败势力盘根错节，各级官吏贪赃枉法，加之外患频繁，情况尤为严重。张佩纶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列强的蚕食，忧心忡忡，感慨良多，曾言：“十年以来外侮纷起，无岁无之，自今以往其有极乎？”“而上下苟安因循，风气颓靡，已复尽道光季年之习，其流极或且过之。”张佩纶可以说是继承了历史上“谏臣”的传统。

和那些“卖直买名”的清流言官不同，张佩纶是真正站在儒家正统立场上，为百姓仗义执言，为国家富强殚精竭虑。远的不说，就在今年。四川东乡县署知县孙定扬议派加捐，每征银一两。加收五百文，引起抗粮风潮。孙定扬诬告乡民叛逆造反，请派军队洗剿。提督李有恒竟当真派兵前往镇压，杀害寨民500人，酿成特大血案。此案发生后，张佩纶等人多次上书，参劾李有恒妄杀无辜，终使该案经反复核查得以平反。孙定扬、李有恒被刑部议定斩监侯，500位冤魂得以安息。

张佩纶的出发点是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虽然受见识学问的影响，其恤民主张也多流于空谈，但他承袭了儒家的民本思想，以“经世济用”为本任，和黄体芳宝廷之流有着本质的不同。是以今日会有这样翻脸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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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朝廷的限期复奏，不得推诿搪塞的严令。平日里习惯捣糨糊的督抚纷纷在规定期限内就中枢给出的“命题作文”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作为恭亲王和丁日昌的政治盟友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所上了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

折中写道：“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万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与此同时，相关各省督抚将军的回折也陆续送抵北京，总共54件之多。集思广益的结果就是众口难调、五花八门。这些回奏虽看似繁杂，但是具体分析梳理下来依旧可以分为三大流派。其中李鸿章、文彬、杨昌濬、王凯泰、刘坤一、沈葆桢等对丁日昌“三洋水师”的构想表示支持，只是对如何划分三洋有所侧重，李瀚章、李鹤年则认为三洋太麻烦，不如在南北洋分设外海水师；有些督抚（以王文韶、英瀚、裕禄等人为代表）则因为自己的技术知识实在匮乏，又不能敷衍了事，因此选择了油滑的中庸之路：既对海防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表示认同，但在操作层面以阿思本舰队事件教训为理由主张谨慎，看似不偏不倚实则不明就里、不知所以；最后一派以丁宝桢和李宗羲为代表反对丁日昌的三洋水师构想，也反对取消旧式水师编制，丁宝桢坚持认为应固守海岸据点，辅以舢板、艇船封锁，一旦敌船耗尽粮煤，势必自溃。至于左宗棠的反应则毫不出人意料，你丁日昌是李鸿章的幕僚，就算为了反对而反对也得反对到底。当然了，台面上的理由是不能这么说的。左宗棠认为：“海防一水可通，若划三洋，畛域攸分，彼此势均力敌，意见难同，督抚亦成虚设。”

1874年12月6日，军机二号人物、体仁阁大学士文祥上奏，总结了台湾事件中的经验教训，首次明确将日本作为假想敌来对待：“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尤可虑者，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鉴前车，……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佥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敌。若再因循泄沓，而不亟求整顿，一旦变生，更形棘手。”

文祥作为军机处二号人物，原本对洋务并不那么热心，但是此时此刻也能有此认识，殊为不易，事情似乎正向着李鸿章乐意看到的结果在迈进。1875年2月李鸿章奉旨入京，在觐见恭王的时候受到恭王的当面夸赞，说这54件折子，就数他和沈葆桢的折子写得最好。

李鸿章对此有所前瞻，很早就联络了远在广东揭阳老家的丁日昌，让其在《海洋水师章程》的基础上做进一步发挥，形成更加细致可行的建议条陈，好和他自己的主张相呼应。而作为李鸿章的老友兼幕僚的丁日昌不负李鸿章所托，1874年1月20就从广东寄来了对“恭六条”逐条议复的折稿。内容比《海洋水师章程》更上一层次，首次接触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丁日昌指出，中国目前的局势最紧急的方向是东北沿海，东南沿海和西北为次要，西南内陆更次之，“当分别缓急，选练重兵，以息敌觊觎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