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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八十三章 别了，威妥玛（第2页）

这两份文件于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递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奉上谕交各地督抚详慎筹划，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看到这两份文件之后，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斥之为“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则认为“断不可从其所请”。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说：“自强之道，不待外求”，“毋庸变其法”。甚至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也认为只学西方的造船便可，洋人的来福枪还比不上广东的鸟枪，包括电报在内“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不适用”。他们这些人在清朝的封疆大吏中不是以顽固著称的人物，尚且如此反感，遑论他人？

身为穿越者，林义哲知道，甚至一百多年后的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中国大陆的很多史家仍然认为，威妥玛等人的建议“负面价值”是主要的，他们不过是“要求清政府遵守不平等条约，举办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

那么，他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

事实上，赫德和威妥玛所言，无一不切中当时中国的要害！

这两份建议书中，所表达的中心意思有三点：

第一，由于虚文粉饰和腐败成风，中国已陷入非常危险之境地。

首先，是当时中国的官场异常腐败。赫德在《局外旁观论》中说：外省臣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京官则“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财政困难的原因在于“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

其次。是中国军队的落后和无能。赫德指出，中国军队“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

再次，中国的教育制度早已过时，士人所学非所用，“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

极度的腐败带来的恶果极多。“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

威妥玛在《新议论略》则说，中国如不急图改变，将潜伏着亡国和被瓜分的危险：“盖中华果致终衰亡时，……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

第二，中国处理对外事务不当。

中国在30年来的处理对外关系中，以天朝礼义之邦自居。不能与外国及外国人平等相处，导致许多纠纷，数次失和。赫德在《局外旁观论》中说：中国“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

第三，中国必须改革。

而中国想要改革。必须以竞争前进的进化论代替中国传统的循环复古的怪论。威妥玛对此有着极为精辟的论述，他在《新议论略》这样写道：“中华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转环，考其兴衰始终，皆同一律……尤有人云：尧舜之时为最。……盖查进化之约，英法俄美各国，以其五百年前与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况较前甚强；以目今与五百年前相比，则目今较五百年前愈强。又念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何国，不欲较比邻邦尽心勇进齐驱，未闻不为邻邦所并。”同时，他指出中国人应该看到，改革与否关系中国的生死存亡：“止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而且他认为，应该由中国主动改，否则就有碍于中国的主权：“设或代为之时，用外国之人，使中国之财，将中国置之不问，犹得谓之自主乎！”

第四，中国维护国家独立的基本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借法自强，并与外国和睦相处。用他们的话说是：“中国自主之要，一在借法兴利除弊，以期内地复平。若论其二，立宜设法更求外国和睦。如果不能立派代国大臣往外驻扎，亦宜设法使其免疑见轻。”和睦相处之道，除尽早派出使节外，关键是应“照约办理”，即遵守条约。此外，对如何学习西方及各种应兴应革事宜，赫德和威妥玛也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威妥玛在《新议论略》中说的大部分是切中时弊的箴言。当时的中国军队和政府机构已经腐败不堪；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要走出困境，维护国家独立，唯一的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变法改革！

但是，这两份可以说对中国有着救命作用的建议，却无一例外的遭受了中国士林的坚决抵制！他们之所以如此，除了“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之外，还有对这些提出建议的人的用心的质疑，以及对中国屡屡遭受屈辱的看法同外国人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