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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余论（第3页）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通过将今天和未来隔绝，将手段和他们本应该实现的目的分开，学生们仿佛在无意识地掩饰他们活动的真实性”p.57。

关键是，并非所有大学生都割裂了学业和前途之间的联系，“因为前途并非对所有人都同样不真实、不确定或不乐观。

……大学生与他们的前途和学业的关系，直接与本阶级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客观机会有关”p.58,62。

下层阶级的大学生在考试成功的强烈吸引下忘记了为前途打算，而最优越背景的大学生却反而为达到一种“明确而单一的理性目的”而有条不紊地组织学习chapter 3。

本书对“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区分正是表明，在组织目的-工具行动方面，学生的“理性”程度在阶层之间是分化的。

前者善用工具理性，往往尽早树立职业目标并形成有效的准备策略；而后者自主树立目标的意识弱，或出于固有的习惯而将学习当成目的本身，因而往往在毕业关头陷入被动。

理性选择假设的另一个问题是忽略了行动者多样的价值选择。

首先，虽然追求世俗利益者众，但大学生群体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是多样化的，忽略价值观的驱动作用非常遗憾——作为正式组织的学校，其内部的价值观教育和同辈文化对个体价值观很可能产生系统性的制约和导向作用。

大学不甘心仅仅将学生培育成唯利是图的理性人。

某种程度上，高等教育往往怀着改写学生价值图式的使命。

几乎全球范围内的精英高等教育，在文化上都倾向于颂扬一种价值无涉的信念伦理和普遍主义的利他倾向，这种价值信念与仅仅指向个人或局部利益的实用主义相反，是一种去功利化的、造福他人的终极情怀与责任感，中国经典里早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的古训，在欧洲的古典教育中也早有“精英责任”(noblesse oblige)之说。

在大学与世俗社会边界越来越模糊的今天，顶尖大学仍然坚持向学生传递这一理想。

正如特罗所言：“（大众化时期的）精英高等教育向学生（试图）传递的观念是：他们可以完成世界上的重大事情，可以有重大发现，可以领导大型机构，可以对他们国家的法律和政府施加影响，以及对知识的增长有所作为。

”p.359。

那么，精英高等教育一方面试图鼓励学生投身普遍主义和利他取向的理想追求，一方面又承载着拉动个体向上流动、改善自身生活机会的功能。

理想情怀和现实利益就此横亘在面临职业选择的学子面前，二者孰重？“钱对你来说是什么？”这道经纬遇到的面试题，无论是否被意识到，对所有的毕业生们都是必需的考虑。

如果说我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感触，那就是我并未预料到被访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差异性如此之大。

尤其是在我国体制与市场的精英职业路径二元分割下，毕业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更是难以预设的。

倘若研究者仅仅对毕业生抱有一种简化动机的工具人假设，我们就会无从解释那些抛弃了更高薪水而选择了远赴基层或扎根学术研究的学生，也难以理解“迷失无从者”究竟是缘何不能尽早为自己铺就生涯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