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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的个性：从父母到岩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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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聊一聊更私密且个人化的故事，我会使用家庭相册作为蓝本，但也不会限于其中。家庭相册里通常有父母的照片，自己和兄弟姐妹童年时的照片，以及每个成长阶段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的照片，像生日聚会、毕业典礼、婚礼、纪念日等等。这一章里讲述的东西就类似于家庭相册。先从父母开始，以大致的时间顺序介绍过去的重要“照片”。还有一个相似性在于，相册里的照片之间没有过渡，一本相册里也不可能有完整的家庭历史。因此，用它作为蓝本便可让我拥有很大的选择自由，并免去做那些繁重的填补空白的工作。此外，按照这个模式写出来的东西，最终读起来还很简明扼要。

但这个模式有一个严重的缺点，也就是，因为我讨厌家庭和社会上的那些仪式感，所以相册里绝大部分照片都缺乏自我意识。这些照片无法说明我是谁，恰恰相反，它们更多地隐藏了——至少是掩盖了——真正的自我；或者说，我的自我意识或许存在于照片之间的那些灰色的空当里。虽然我可以承认，在其中使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可以挖掘出一些重要的经验和事件，但我宁愿不去这样做，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还有另一种方法，是诗人所喜欢的方法，它的揭示能力更强，也更符合我的性格。那么，这种方法是否会被它所揭示出来的真理证明是正确的？或者，仅仅是出于懒惰和懈怠，我才采用这样的方法？不妨来做个实验吧，这本自传将给出答案。

这两种方法在哲学上的根本区别在于，精神分析学家必须努力挖掘和渴求事物背后的意象，而这些意象越阴暗、越怪异才显得越“真实”，而诗人则不会如此去挖掘。诗人会等待事物背后的意象慢慢浮现出来，在自己的意识中突然留下一个印记；这些意象，与精神分析所寻求的相反，通常是——或通常看起来是——生活中的点滴平凡。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意象，这些司空见惯的东西，会慢慢浮现出来呢？就如同T.S.艾略特(T.S.Eliot)所说的：“我们所有人，在一生中所听到、看到、感觉到的一切（一只鸟鸣、一条鱼跃，一位老妪行走在山路上），为什么会富含感情地重现出来，而其他东西没有？”这些生动的意象（不仅是视觉上的）意味着什么？它们是不是揭示了一个生命——一个自我？

有一个事实我是不怎么愿意接受的，那就是，我是父母生养的。因为生命这样开始，不仅显得平淡无奇，而且太一成不变了。同时，这也太强调基因和早期环境在人类个体成长中的作用了。但是，父母的影响又无处不在、融入血脉。身体的外形和结构提醒着我，自己终归是父母塑造的。尽管我和尼古拉斯·别尔嘉耶夫(Nicholas Berdyaev)一样不喜欢家族成员长相上的相似性，但每次照镜子时，都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到了一定年龄，我的眉眼开始长得像母亲，之后，又长得越来越像父亲了。幸运的是，在心理特征上，我还是更像我自己一些，不过也同样能看到与父母的相似之处，特别是我性格里的那些弱点。

我和母亲的关系比同父亲的要亲密得多。然而，萦绕在脑海中的记忆，却大多与父亲有关。这些记忆，要么不快乐，要么针锋相对。也许这就能说明：幸福不等于狂喜，幸福常常是平淡的，是不留痕迹的。

我父亲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家长，他的行为举止遵从他在美国学到的理念，所以不想再沿袭爷爷身上那种冷静严厉的态度了，因为那是旧中国推崇的父权姿态。我对自己的父亲是钦佩和尊敬的，因为他确实尽其所能了。作为一个儿子，还能要求什么呢？我倒是宁愿他别那么努力就好了，但这似乎又有点不近情理或不太符合孝道。但是有时候，求少反而得多。传统的中国父亲经常违背自己的天性，明明心花怒放却故意不动声色，明明想抱抱孩子却故意摆出一副父亲架子，而我理想中的父亲绝不会是这样。在我看来，我父亲对我们的关心更多的是出于对原则的坚持，而不是出于感情的自然流露。我们生病时，他给我们买玩具。在他的知识里，这是一件应该做的事。作为一个孩子，我当然很喜欢这些玩具，它们让我暂时忘却病痛。与此同时，我每天躺在床上，画笔盒和小卡车越堆越高，我也感到压力越来越大，必须尽快恢复，回到属于我的地方——学校。我希望大人们来确认我是不是仍然在病中，我需要他们这样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过，因为他们是真正关心我的人，不会怀疑我是装病逃学。

另有一段记忆，我想抹去却抹不掉。在我们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和我的兄弟们躺在床上看漫画，直到上午九点多还没起床。我们都觉得这种放纵应该是可以原谅的。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成长得飞快，需要额外的休息。就像最近的研究表明的，青少年每天需要大约10个小时的睡眠。我父亲当年肯定不可能知道这回事。但即便他知道了，我相信，他还是不能原谅这样的所作所为。那天，他时不时地来到我们的卧室里，冲着我们横眉瞪眼，而且每来一次，他都会变得更加恼怒。最后，他干脆站在门口，把指关节掰得咔咔作响。那一刻，最令我不安的是他那张充满厌恶神情的脸。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过自己的孩子。如果有的话，我可以想象到一种场景，即自己愤怒地看着他们——但会有厌恶之情吗？

我父亲很少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他天生就比较率性而为，自己的需求总是放在第一位。比方说，他自己起床更衣了，开始准备一天的工作和娱乐了，却总是不明白为什么孩子们会赖床不起。再举一个十年后的例子，哪怕这会显得我把一些鸡零狗碎的事都还记着。成年以后，我去探访父亲在国外做外交官时的官邸。那时候，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坚持要我和他同住在“大使馆”的一间卧室里。让我无法忘怀的一个小细节就是，每当他要上厕所或看表时，总是会“啪”的一声打开天花板上的灯。而他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完全不必大费周章就能做这两件小事的，况且这样做，还会把身边的儿子惊醒。

我后来意识到，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父亲都如此无视孩子的个性和需求。威斯康星州一位做父亲的朋友就不是这样。1992年，那位朋友飞到东海岸为他父亲庆祝80岁生日，偕同自己15岁的儿子一起前往。在朋友父亲的家里，很多地方都放着闹钟，定的时间都在早上七点，每每那一刻，所有的闹钟都会一齐响。朋友告诉我，他自己是如何疯狂地穿梭于每个房间，试图找到每一个闹钟，在铃声响起之前关掉它们，因为儿子需要多睡一会儿。看看人家这爸爸是怎么当的！我羡慕地听着。我很羡慕他的儿子，但更羡慕他，因为十年或二十年后，等儿子长大以后，怎能不以感激和爱戴来回应呢，即使他儿子现在还小。

当你走进一个房间，看到别人的脸上都真心实意地洋溢着欢迎你的笑容，便是生活里最大的幸福之一。在童年时期，这样的幸福主要来自父母。他们温暖的微笑让孩子们感到被需要，给孩子们信心和力量来应对外界的冷漠和敌意。我们住在悉尼的时候，妈妈会时不时带我们去买些东西来填满我们在学校里的衣柜。我们坐有轨电车去市中心。这种出行是一种享受，因为我们总是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喝下午茶，吃蛋糕。一天结束时，我们带着大包小包来到父亲的办公室，想搭便车回家。父亲看到我们的时候笑过吗？他一定笑过。可是——该死的记忆力！——我只能回忆起他心不在焉的神情，甚至是恼怒的样子。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了。父亲在悉尼的工作不容易。作为首席领事官，他不仅要处理因为身处异国而变得纷繁琐碎的办公室政治，还要应付形形色色的同胞——华工、水手、店员、大小商贾——带来的大量棘手问题。他从来都没有真正把领事工作放在心上，因为他原本的愿望是能在一个文明的、多语言的环境下进行高等级的外交工作。他没法忘记，为了家庭，他不得不接受一次大幅度的降职。只有牺牲了自己的事业，他才得以把家人从衣食不足的中国带到了丰饶的澳大利亚。不过，我们在他办公室的会面其实可以更亲密一些。我父亲可能已经积聚了足够的热情来应对孩子们的天真烂漫。我知道这是可能的，因为我最近在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的传记中读到了一个例子。也许拿我的父亲和马格里奇的父亲作比较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的处境和责任都大不相同。但哪怕是不公平我也来比一下。马格里奇成年以后，经常去伦敦和他的父亲待上一段时间。他会径直走进父亲的办公室里。很久以后，他描述办公室里的情景时说道：“当他看到我时，脸上总是容光焕发，……他的外貌，会突然从空洞、萎缩一下子变得天真热情起来。他敏捷地从凳子上跳起来，兴高采烈地向同事们挥挥手……然后，我和父亲就像逃跑似的离开了办公室。”

当然，我和父亲在一起的回忆里也有美好的部分。最早的回忆是在大约7岁那年，我在泥里丢了鞋子，他背着我穿过小镇去买一双新鞋，当时就我们两个人。还有我上文里写过的，他逞能地想为我留下一块冰，但却没有成功。还有一件事是后来发生的，当时我15岁，在马尼拉的拉萨尔学院（La Salle College，一所美国人办的天主教学校）上学。那里的课程，尤其是数学，给我带来了很大困扰。在一个蚊虫猖獗的炎热夜晚，我绞尽脑汁，都没能解决一个二项式定理的问题。父亲试了试，他也无能为力。我沮丧地哭了，深感自己能力不够。我原以为他会生气，但他非但没有，反而和我一样感到羞愧，并发愿要给我找个家教。

然而，不幸的是，我对父亲最深刻的记忆，却是童年的一场噩梦。当时我大概八九岁。就像之前提到过的，那些年，我们一家都住在重庆郊外的一个村子里。我和兄弟们习惯沿着一条绿树成荫的道路步行到公共汽车站去接父亲下班。在我脑海里，那是一个快乐的时刻。我们年纪都还小，即使是从城里开来的笨重的公共汽车，看着也挺新鲜。当人们从公共汽车里出来时，我们搜寻着父亲——他就在那儿！我们冲上去迎接他。但是，在我的噩梦里，我却是独自走在绿树成荫的路上。天快黑了，浓雾涌上来。我感到忐忑不安，因为熟悉的风景开始变得陌生起来。就在那一刻，我远远地望见了父亲，他向我走过来。看来今天的汽车到早了，我便跑过去迎接他。但是，父亲却是时隐时现的，因为周围雾气在翻滚。每次我看见他时，他都会离我更近一些，变得更大一些……但最后他又消失了。突然之间，他又出现在了我面前。我感到如释重负（因为我之前感到非常害怕）。我张开双臂想拥抱他……怎么回事？一个幽灵却站在了我面前，可以看出，那是我的父亲，但他身上却披着一件丧服。这具幽灵在不断变化的气流中移动着，没有重量。那是一个恶鬼，一具尸体，空洞的眼睛里泛着黄色的光。

有时候，小孩子会做噩梦，惊醒后，浑身是汗，不敢再睡。但随着白昼的到来，这种恐惧感就会像从未存在过一样消失掉。在夜里，我的经历就是这样，那个噩梦一直挥之不去。当然，我会顺利地度过第二天上学的时光，但随着夜晚的降临，我又开始感到焦虑了。入夜后，家人都很喜欢的一位表姐来我家，我把这个噩梦告诉了她。有人可能会觉得，把故事讲给别人听，会让自己感到心安一些吧。但事实恰恰相反，恐惧感恰又重新袭来了。即便是现在，当我讲述六十年前的这个噩梦时，仍能感到空气里飘着一丝寒意。

1980年，我父亲在台北去世。他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两周，在那期间，我本可以像另外两个兄弟那样，飞过去看望他。他活着的时候，我常常渴望他的陪伴，常常去他的驻外岗位上探望他。但当他躺在那里奄奄一息的时候，我选择不去看他。这种令人震惊的不孝行为肯定是有原因的。其中有些原因我当时还无法理解，现在也无法理解。不过，有两个原因我是知道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中国人在葬礼上对待死亡的态度让我感到厌恶。这样的厌恶可能源于小时候看到的村里面恐怖的白事——人们居然用一只公鸡来预防诈尸。这种旧时代的迷信，我是不能忍受的，也不能忍受那种歪曲了感情的尽孝仪式。第二个原因在于我对父亲的矛盾情感，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讲得够多了。中式葬礼的陈腐气息在我看来，是对中华文明的严厉控诉，再加上我对父亲的矛盾情感，那么，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我都无法承受。

我当然也爱自己的母亲，但所求也多。当我还小的时候，对母爱的索取就特别多，因为我很早就知道，想要得到父爱，指望不大。父亲早就说过自己更喜欢长子和三子。重视长子是中国的传统，至于对三子的偏爱，好吧，因为父亲自己就是家里的老三，这个理由也算说得过去。而次子——我，运气则不太好。比我更糟糕的是妹妹。我妹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如果生在一个美国家庭，大概会受尽父母的宠爱；但她只得到了中规中矩的照料，虽然由于我父亲严格秉持原则，她不至于受到虐待，但有时候也仅仅就是能按捺得住脾气不至于爆发而已。

小时候，我觉得母亲好像对待每个孩子都很公平，所以便努力想成为她最爱的那一个。直到成年以后，我翻看家庭相册，才忽然意识到当年自己是多么渴望一直偎依在她身边，把最年幼、最有权利待在母亲怀抱里的那个弟弟排挤到一边儿去。我早年最鲜活的一则记忆，是妈妈画的一辆汽车。直到现在，那辆汽车都还能活灵活现地浮现在脑海里。它的形状四四方方，前面有两个锥形的灯，大轮子的上方是拱起来的半月形挡泥板。大约4岁那年，母亲是怎样一个人，已经在我心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其中并不包含艺术方面的造诣。我问妈妈，这幅画是用来干什么的，她回答说，是用来逗弟弟开心的。那一刻，弟弟正在睡午觉。